居内什，康城孤儿，十八岁，从小被康国国王收养，并成为末代国王咄曷的内侍之一。
因为这个原因，居内什会读写粟特文字，在时下文盲率高达九成九的河中自然是十分罕见的存在，齐亚德将康国的贵族屠杀一空后，像他这种奴隶出身的人自然留了下来，协助大食人管辖城市。
大食人撤离后，居内什又被孙秀荣留了下来。
孙秀荣让他协助由博格达营都尉孙孝恪担任县令的康县（康城周边地区，管辖民户近两万，是昭武州最大的县域）重新丈量、登记、造册、分配、颁发田契之事。
这在康国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大事。
在以往的历史上，一开始的塞种人在此地施行赤.裸裸的奴隶制，后来的大月氏继承了这一做法，塞种人与大月氏的后裔粟特人大致继承了这一做法，不过随着不少文官、武官贵族被贬为贫民也开始出现了平民这一阶层。
当然了，这种阶层非常少，占据主要地位的还是农奴。
一开始，粟特诸国的贵族绝大多数都是军人出身，绿洲地带每一座城堡实际上就是他们的军事堡垒，后来逐渐发展成商业堡垒、宗教堡垒，但核心还是军事堡垒，军人的地位自然十分突出。
军人都有封地，一开始是犯罪的、宗教地位低贱的本国人作为农奴在其采邑劳作，后来又将通过战争得来的俘虏纳入农奴阶层，于是农奴的规模便越来越大。
匠户也大致如此，称之为匠奴更为贴切。
倒是商人这一职业贵族、平民都可以从事，在时间来到大唐时代后，其中有着深厚背景（多半有大贵族血统或军事贵族亲属）的大商人渐渐与军事贵族并驾齐驱了。
对于河中诸国来说，最大的威胁自然是战争，当战事来临时，由贵族或贫民组成的军队用来作战，奴隶当做民夫，但承担运输军事物资重任的则是商人，其中的大部分物资还需要自己提供，这是因为此时的河中诸国“国库”都很小，国王只不过是一个个小国的领主罢了。
商人很少会推却这个义务，反而会借战事的机会控制了军事物资的制作、采购，故此，河中诸国大小城池里的作坊多半是商人们的。
军人、商人，是诸国的两大支柱，由于河中地处丝绸之路要道，几百年来，商人的地位实际上比军人还高，前面说过，库特巴（真实人物）组建的商队护卫击败了安国反抗大食人的大起义，可见其护卫规模之大、之精锐。
故此，在战事发生时，随队押运粮草的商队护卫实际上成了诸国军队的预备队，战力一点也不亚于正规军的预备队。
何为农奴？匠奴？牧奴？
如果地主将田地租给农户，每年收取一定租金，那不叫奴户，而是租户，无论租金多高都是，但如果农户、匠户、牧户侍弄的粮食、器物、牲畜全部归地主/作坊主/牧场主所有，后者在收获后只是根据前者的表现赐予不同的物资，以保证他们勉强不会死去的话，他们就是奴户。
眼下河中诸国，就是一个以奴户为主的奴隶制国家。
想要维持这样的制度并不容易，否则以前的白衣大食戍边军队也不会轻易就将这些奴户撺掇起来反抗新上台的黑衣大食，此时，宗教就出现了。
宗教，虽然其名目不同，内容殊异，但在将被压迫阶层终身老老实实困在为压迫阶层服务这个上面都殊途同归。
归到哪里？
无非是天堂和地狱罢了。
眼下的大食军、祆教、佛教无不如此，但最强烈的，莫过于苯教以及吸纳了苯教大部分内容的藏传佛教。
但是对于习惯了多神教的草原萨满诸部来说就不存在这一问题了，在那里，强权以及简单的规则才是一切，对了，它学名叫丛林法则。
对于像大唐这种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度来说，就完全不同了，他也有奴户存在，并且数量不少，作为大户人家的奴仆，说不定活的比一般人家还要好，虽然所有的中原王朝到了中后期，土地的大头无一不在大地主手里，但平民的数量依旧相当可观。
这才是中原王朝立身之本，也是最核心的问题。
立身之本，却瞧不起他。
这才是千百年来一切问题的关窍所在。
而对于碎叶军来说，却又是另外一种模式。
作为康县的主要官员之一，以主簿身份再次加入到“新政权”体系的、十八岁的居内什在忙碌了一天后，在康县县衙附近、分给自己的一座院子里，并没有第一时间就开始洗漱、享用饭食，而是端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静静地回想着这几日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他是盘腿坐在地上的，最后还是坐上了高约二尺，专门分发给像他这样官员的椅子上，在他对面的“桌子”上，堆着一堆他这几日记过羊皮卷。
虽然碎叶军给他分发了许多在河中异常珍贵的纸张，当他只是在办公时用，回到自己的家里，他还是习惯用羊皮卷，用的笔也是羽毛笔，蘸着河中自制的附着力较低的墨水。
以前康国同时向大唐、大食称臣，国王手下自然也有精通唐语、大食语（实际上是呼罗珊波斯语）的人，就好像安西各镇镇守使下面的外行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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